邱东　 宋旭光  

中国经济统计学六十年，这是一个宏大的研究题目。本文试图建立起一个考察中国经济统计学发生和发展的框架，把这六十年的中国经济统计学看成一个子系统，将之放在历史过程的视野中，放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视野中，放在经济学学科体系的视野中，放在世界经济统计学的视野中，在不同维度的大系统中来审视它，以求知其来，知其在，知其往。

一、语义学视角下的经济统计学

人们往往在不同的语义下使用“经济统计学”这个名称，为了本文所讨论的内容更容易被理解，尽可能地减少歧义，我们先在语义学视角下来看“经济统计学”这一概念，或者说，把讨论其学科范围和性质的平台作一个澄清。

(一)两门经济统计学

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人们会碰到两门统计学的说法，一门是数理意义上的统计学，一门是社会经济学科意义上的统计学。进一步看，其实经济统计学也有两门，无论国内国外，不同的人对经济统计学有不同的理解。在互联网上的维基辞典中，对经济统计学就有这样的不同解释：一是指数理统计应用于经济领域，也叫Economic Statistics，也有不少教科书将之命名为Statistics for Economics & Business；另一是指社会经济统计学的一个分支，这个学科除了称为Economic Statistics 外，还有的叫National （Economic）Accounting 或Social Accounting等。可见，在人类宏大的知识体系中存在着两门经济统计学，一门是以数理统计学在经济领域应用为主的经济统计学，是一门数理统计学与经济学相结合的交叉型学科；另一门是以国民经济核算为主体的经济统计学，这是一门社会科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

(二)数理统计学与其应用统计学间的学科区别

仅在数理统计学及其应用的范围内讨论问题，不考虑国民经济核算的因素，我们也会看到其不同分支学科间的差异。将数理统计应用于经济领域，产生的是一门文理交叉的应用型学科，这门经济统计学与其方法论基础学科——纯理学的数理统计有很大区别。数理统计应用意义上的经济统计学，按照厦门大学曾五一教授的提法，应该是“双基础”的，既要有数理统计作为方法论基础，同时也要有经济学作为理论基础，所以这里所谓的“应用”也有双重涵义，既是对数理统计方法的应用，同时也是对经济理论的应用。由此，经济统计学不属于纯理学科类。

需要看到，将数理统计方法应用到经济统计中，数学化和现实性难以两全的矛盾始终存在着。经济学是致用之学，如果不能解释和预测经济现实，那么经济学就成了文字游戏，即使加进了数理模型，加强了数理方法，而如果没有经济理论作为解释现实的思想基础，也不过是数字游戏。从这个意义讲，即使是数理统计应用意义下的经济统计，学科性质也应该与经济学更接近。

(三)社会经济统计体系下的经济统计学

作为社会经济统计学科的经济统计学，也要应用数理统计的方法，但在这门学科里，数理统计方法已经退居到较为次要的地位，比如，《收入与财富研究评论》是世界上专门从事社会经济统计学研究的学术期刊之一，它的编辑部特别强调该学术刊物并不欢迎单纯应用经济计量技术以及数理统计技术的研究论文。它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国民经济核算、收入与财富分配研究、增长核算、贫困研究、价格理论、比较社会政策、货币银行统计、地下经济研究、公共部门分析、国民账户的修订、人口统计、国际比较、环境资源核算、生产率分析、政府活动分析、经济福利分析、时间利用和消费分析、就业研究、老龄经济、贸易与服务核算、投入产出核算、资金流量核算等。

我们看到，多数从事数理统计的学者并不否认以国民经济核算为中心内容的经济统计学的存在。有的学者认定只有一门统计学即数理统计，但同时把经济统计学当作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并不否定经济统计学内容的科学性，只是认为其不应被称为统计学而已。比如，戴世光先生曾提出只有一门统计学即数理统计学，这就是一种“小统计”的观点，但在此之后他就主编了《世界经济统计》教材，他还曾撰写过《国民收入统计方法论》和《国民收入经济核算理论的发展——综合性生产抑或限制性生产》等论文，这表明，戴世光先生既是一位数理统计学家，同时也是一位以经济统计学见长的经济学家。

(四)不该被混淆的两个命题

在讨论学科关系时，有两个本不应该被混淆的命题却经常被混淆，“经济统计学要应用数理统计方法”，这是一个正命题，“经济统计学只是数理统计的应用”，这就成了另一个命题，这两个命题实质上是不等价的。在逻辑上，学科A在应用学科B，并不意味着学科A就只能是学科B的应用学科，就一定是学科B的附庸，就失去了其学科独立性。比如，经济计量学也要应用数理统计方法，但它肯定不是单纯的应用数理统计学。

两个命题也不能想当然地推演，“数理统计学是理论统计学”，这是一个正确的表述，“经济统计学是应用统计学”，这也是一个正确的表述，但这两个表述放在一起，得出经济统计学只是数理统计学的应用的推论就有问题了。前面说过，经济统计学还是经济理论的应用，如果否认这一事实，就会以偏概全，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从而否定了经济统计学的学科独立性。

(五)学科交叉发展带来的名实困局

学科归属或名称的争议，其实是学科交叉发展所带来的副产品。在国际上，社会经济统计学还有“政府统计”（Government Statistics）或“官方统计”（Official Statistics）的名称，这是从统计产品的生产者角度来命名的，而所谓社会经济统计学则是从学科对象所处领域的角度来命名的。问题是怎样的命名更为科学。我们注意到，第一，在社会经济统计学产生二百多年以后，官方才介入经济统计方法论的研制，如果以“官方统计”或“政府统计”来命名，对前二百多年的统计学历史概括就不够确切；第二，现在社会经济统计仍以政府机构或者官方为主要生产者，但是这种独家生产的局面已经开始改变，已经有不少大企业、NGO和科研机构从事社会经济统计的研究了，这使得“政府统计”或者“官方统计”的名称开始变得有些名不符实。

同样的，数理统计方法的引进，为认识社会经济现象的规律提供了利器，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经济统计原来所特有并正在持续发展着的方法论就得摈弃，社会经济统计所必须依赖的经济学和其它社会科学的理论基础就得摈弃，社会经济统计要想成为科学就得跟数理统计学一模一样，走一条抽象的数学之路。作为有专门对象的方法论学科，经济统计学不能一边倒，而应该坚持“双基础”；至于以国民经济核算为主要内容的经济统计学，就更不能唯数理统计方法是用。

二、历史视野下的中国经济统计学

本部分先把中国经济统计学放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描述，重心是后三十年国民经济统计学的探索。

(一)六十年中国经济统计学发展的总体情况

六十年中国经济统计学的发展，总体来看可分成两大块，即两个三十年。前三十年可以说是只搞了小统计：数理统计学被视为数学形式主义，在经济过程中的应用被否定，而社会经济统计则是以部门统计学为主，宏观的经济统计学的发展还没有摆上重要位置，整个统计学的发展是很受局限的。后三十年实际上搞了大统计，整个统计学的发展是开放的，形成了经济统计学和数理统计学两门并存的局面，国民经济核算在经济统计学中得到充分发展，而数理统计学则在经济过程中广为应用。

(二)部门经济统计学在中国的发展

建国之初，我们还是处于沿用旧中国统计教材的状态，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后，就引入了苏联的经济统计学。在前三十年中，部门经济统计学是中国经济统计学发展的主体，当时有五大部门统计学，即工业统计学、农业统计学、建筑业统计学、商业统计学和交通运输业统计学，这成了上世纪50年代统计学专业教学的主要内容，主要是在财经类院校中讲授。到了文革时期，财经类院校大都撤销，统计学专业教学也基本停滞。文革后，部门统计学在财经院校中得到了恢复，1978年底国家统计局在四川峨眉召开统计教学科研规划座谈会，确定撰写十三本全国统编的统计学教材，各主要的部门统计学都在其中，东北财经大学佟哲晖教授组织多家财经院校教师编写了《工业统计学》，在全国影响很大。文革后，统计界总结了经济建设中的教训，对经济的综合平衡更为关注，“峨眉会议”确定的全国统编教材还包括《外国经济统计》、《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和《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统计》，由此国民经济统计的发展摆上了统计学科建设的重要议事日程，相对而言，部门统计学慢慢失去了作为经济统计学主体的地位。

(三)数理统计应用意义下的经济统计学在中国的发展

发展数理统计应用意义下的经济统计学，有两个基本问题要解决。一是能不能用的问题，原来讲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这就否定了经济现象中的随机性，也就否定了数理统计方法在经济过程中的应用。另外，数理统计应用涵义下的经济统计到底是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在学科界限确定、交叉发展还不明显的状态下，如果用禁锢的眼光来做判断，就会以此为由来否定数理统计在经济过程中的应用。第二个基本问题是如何来应用的问题，有的学者认为，只要掌握了数理统计方法就可以了，有方法有数据就万事皆备了，数理统计是科学的，放之四海而皆准，至于统计所应用领域的实质性科学则没什么要紧。

改革开放解决了前面所说的第一个基本问题，但矫枉过正带来的是第二个基本问题，即“唯数理论”或“唯方法论”的盛行。实践告诉我们，只有方法只有数据，在社会经济统计中还是不够的，还得有经济学作为理论基础，决不能扔掉经济学来搞经济统计学。在这里，我们应该记住中外学者的忠告，国际著名的统计学家C·R·Rao提出，“统计学基本上是寄生的，靠研究其他领域内的工作而生存。”陈希孺院士在展望统计学发展前景时也认为：“统计学研究应努力与其他实用学科结合而形成交叉或边缘学科。”

(四)国民经济统计学在中国的发展

建国后，我们从苏联引进了彼得罗夫的《经济统计学教程》，1957年，徐前、戴世光、于涛等学者撰写了《经济统计学讲话》，这是新中国出版的第一本国民经济统计学教材，是彼得罗夫体系的简洁化、通俗化和中国化。文革当中，经济统计学的发展受到了冲击直至中断。文革后，陈应中于1980年出版了《社会主义经济统计学》，其中包含了国民收入统计的内容，以当时的历史条件而言，有值得肯定之处。

改革开放后，中国学者对国民经济统计学范式进行了艰苦的探索，主要表现为四种观点：

1．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统计学

1982年，钱伯海主编的《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统计学》正式出版，这代表了关于经济统计学内容体系的一种新观点，这本教材共分八章，包括了导论、平衡统计方法、平衡表、生产统计、分配统计、使用统计、生产分配使用间的平衡关系和平衡统计分析等内容。

这部教材的优点在于顺应了当时国民经济管理对经济统计的要求，专注于综合平衡统计，是从宏观角度阐述统计方法论的，注重吸收了世界上现代经济统计的新发展，并按照社会再生产几个环节来衔接内容，逻辑关系清晰。当时全国财经院校纷纷采用或者编写《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统计学》教材，教学内容安排上采取了“统计学原理+部门统计+综合平衡统计”的模式，对推进当时的中国宏观经济统计教育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但是，无论从学科对象上还是从方法论上看，综合平衡统计都不能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只讲对平衡的统计，或只讲平衡方法，都会失之过窄；同时，再生产环节的体系难以容纳国民经济统计的一些重要内容，这些局限性使得它逐步被其他范式构想取代。

2．以国民经济运行总过程为内容结构的体系

1986年，佟哲晖教授受国家统计局委托主持编写出版了《经济统计学》，这是文革后第一本经济统计学教材。1992年佟哲晖和邱东编写了《国民经济统计学》，从统计方法论上看，其宏观经济统计的性质得到进一步加强。2001年，该教材的修订版问世。这部教材是按照国民经济运行总过程来设计的，主要内容包括国民经济资源统计、国民经济总量统计、国民经济过程统计、国民经济动态统计、国民经济结构统计、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在编写经济统计学教材的过程中，佟哲晖和邱东专门撰写了一系列论述经济统计学学科体系的论文，提出了处理好五大关系，即经济统计学与社会统计学、宏观经济统计与微观经济统计、经济统计工作与经济统计理论、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东方经济统计理论与西方经济统计理论等关系，其核心就是要明确经济统计学的学科性质和地位。佟哲晖和邱东强调指出，要从经济管理对经济理论的制约关系中看经济统计学的发展，从学科体系角度来认识经济统计学的建设，这是强调从系统论的角度来进一步思考学科内容的范式。

3．以国民经济核算五大系统为内容结构的体系

当现代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被中国接受后，有的学者提出国民经济统计学与国民经济核算是等价的，这样就可以把1968年SNA的体系作为国民经济统计学的内容结构，即主要讲述国民收入核算、投入产出核算、资金流量核算、国际收支核算和资产负债核算这五大核算系统。这种体系对当时大力引进现代经济统计的主要方法很有好处，有的学者在放弃了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统计学体系后，就采用了这种体系。

国际上，对国民经济核算与国民经济统计学的关系也有看法上的差别。有的学者认为，国民经济核算的宗旨是集宏观经济统计之大成，OECD首席统计学家E·Giovannini提出，国民账户是现代经济统计体系的核心。我们赞成这种观点，在基本内容上，国民经济统计学与国民经济核算是一致的，但国民经济统计还需在国民经济核算内容的基础上扩充，如果只按五大核算的内容来论述，那么国民经济结构统计、国民经济动态统计、国际经济比较等内容就难以纳入学科。

4．大综合的国民经济统计体系

东北财经大学刘长新教授构想的《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学》，在内容上包括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科技六个方面，是内容范围最广的一种学科构想。之后，李成瑞、戴亦一等学者也提出了相似的观点。这种构想的依据在于经济现象与社会现象、与环境的密切关系，但困难在于如何找到一个同度量的尺度，在学理上将诸多内容真正组合成为一个严密的体系。

归纳来看，经济统计学在中国发展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如果说“部门加总型”的体系为第一个阶段，在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时间里，它困难地、断断续续地存在着；“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统计学”体系作为第二个阶段，主要作用于20世纪80年代；而“宏观经济统计方法”可以说是第三个阶段，表现为如上所说的两种范式探索，一种按照国民经济运行总过程来构架，一种按照现代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来组织内容，时间上是从20世纪90年代直至今天，也就是我们目前所处的阶段。至于将来会不会发展到“大综合”的新阶段，经济统计、社会统计和环境统计能不能合成一体，现在还很难判断。

三、中国社会经济视野下的经济统计学

本部分选择几个关键时期来考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对经济统计学的理论和方法论诉求。

(一)50年代部门统计学盛行的时代相洽性

经济统计学的发展水平总是与其所处的生产力水平相一致，经济统计学发展的阶段性特点也是和一定的管理体制相适应的。

新中国建立后，经过短暂的恢复期，就进入了以工业、农业、建筑业这些实物产品生产为主的大规模经济建设阶段，生产的重心是实物，经济统计的对象当然也主要是实物产业。而且，在产品经济而非商品经济的土壤中，经济管理是高度集中统一的，基层企业只相当于生产车间，事事都由国家计划统管起来。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新中国的经济统计学自然应该是从部门统计学开始发展。应该看到，这种做法满足了当时的经济发展需要，只有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后，积累了足够的经济实力，原有做法的弊端才会逐步暴露，才会对经济统计学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经济管理自身才会有统计学改革的诉求。

(二)生产劳动问题大讨论的理论必要性

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中国经济理论界和统计学界展开了全国性的生产劳动问题的大讨论。这是一个中外经济理论界和统计理论界积沉了多年的问题，早期，有学者认为只有开采金银矿和对外贸易才是生产性的，即重商主义的生产观，也有学者认为只有农业才是唯一创造物质财富的部门，这是重农主义的生产观。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提高，又有学者把生产具有“物体实在性”产品的劳动看作是生产性的。再进一步，当服务业在经济发展中越来越重要时，后来的学者把生产劳动的范围从“限制性”的扩展为“综合性”的，所谓综合，就在于把服务生产也视为生产劳动。而中国学者上个世纪80年代的争论就是从国外理论界承接过来的，主要就集中在这一点上，是采用限制性生产观，还是综合性生产观？当时有窄派、中派和宽派三种观点，差别在于生产范围是否包含服务，包含多少服务。

回过头来看，这实际上是对生产边界问题的讨论，是经济统计实践中要求理论先决的问题，是经济统计学发展中迈第一步就必然要碰到的问题。

(三)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改变的历史必然性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正式告别MPS，向SNA过渡，这标志着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理论和方法论争论告一段落，完成了核算观念的转变，顺应了中国社会经济改革开放对经济统计界提出的客观要求。

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结构偏于重工业，而轻工业和第三产业却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需求，调整这一畸重结构，大力发展轻工业和第三产业，就需要经济统计发挥应有的信息和咨询作用，从而引发了统计核算理论的变革。作为起点的就是第三产业统计，这种现实需要与原有的核算观念发生了冲突，需要经济统计理论给以解释，生产劳动问题的大讨论就是在为这种改革奠定理论基础。第三产业统计还自然而然地导致了经济统计核心指标的更换，即由社会总产值核算改进为GDP核算，再进一步，就是整个核算体系的转轨。对外开放，就需要把经济统计当作国际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交流的工具和语言，需要采用国际通行的经济语言来表述中国的经济社会状况，这样才能得到我们所需要的资金、技术和市场，才会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带来所必须的市场要素。实践中提出的这些问题要求经济统计理论界给出顺应历史潮流的回答。应该说，在经济理论界的支持下，中国的经济统计学者较为出色地完成了历史变革所赋予的使命。

四、经济学学科体系视野下的经济统计学

经济统计学是经济学学科体系中不可分割的要素，理论经济学为经济统计学提供理念基础，经济统计学为理论经济学提供实证的方法支撑，二者相互促进，为经济学学科乃至经济与社会的繁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一)理论经济学对经济统计学的基础作用

现代经济学的发展为经济统计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并拓展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大大促进了经济统计学的发展。经济统计学与经济学学科体系具有不可分性，脱离了与经济学的联系，经济统计学就会失去自己的研究对象，就成了一种回归于抽象的他在，就违背了学以致用的学科基本原则，就不再成其为一门应用性学科。

现代经济学对经济统计学发展有着影响的深远。S·库兹涅茨（1971年）、J·R·希克斯（1972年）、W·列昂惕夫（1973年）、J·E·米德（1977年）、R·斯通（1978年）等学者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其原因都包括了对经济统计学发展的贡献。其中，S·库兹涅茨被誉为“国民生产总值之父”，R·斯通被誉为现代“国民经济统计之父”。随着经济统计方法论研究的深入，这些学者的统计学家身份也得到学术界的认可，比如，W·列昂惕夫就曾经担任过英国皇家统计学会的名誉会员，而S·库兹涅茨1949年就担任了美国统计学会的会长。在OECD于2008年出版的《理解经济统计》第一章开篇，我们可以读到这样的论述：“与公众所信奉的观念不同，经济统计的可利用程度和性质都与经济理论紧密相连。”这十分清楚地表明了理论经济学对经济统计学的基础作用。

(二)经济统计学对理论经济学的实证方法论支撑

经济统计学的发展为经济学的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分析和综合工具，离开了国民经济核算、经济指数等由经济统计学所提供的方法，经济学学科的发展将是不可思议的。

2000年，美国《现代商业概览》发表了一组纪念文章，主题是“GDP：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包括当时的美联储主席A·格林斯潘、商务部长W·戴利、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M·N·贝利、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P·A·萨缪尔森和J·托宾等知名学者在内的十六七位美国经济学界的重量级人物都对现代国民经济统计学给予了高度评价，他们指出，当宏观经济理论用于管理、用于制定政策时，国民经济统计发挥了三大作用：其一，对经济知识的贡献，提供了核心经济信息，是经济学家创新的源泉；其二，是国家经济安全的必要信号；其三，是现代宏观经济分析的支柱，它提供了关于经济状态的及时、全面和准确的信息，这使得经济环境的稳定成为可能。《现代商业概览》指出在国民经济核算账户发挥作用后，美国经济更加稳定了，1945年以前，美国经济有多次大的波动，而在此之后，却极少发生这种情况。

在现代经济学著作中，都会含有经济统计学的内容。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P·A·萨缪尔森在《经济学》教科书中这样写道：“如果没有诸如GDP这些核算经济总量的指标的话，政策制定者们只能在杂乱无序的数据海洋中漂泊。GDP及其相关资料就像灯塔一样，帮助政策制定者们把经济驶向关键的目标。”他强调指出：“在许多与经济学有关的其他学科中，统计学是特别重要的。”

(三)经济统计学与经济学的学科层级关系

经济统计学是一门应用学科，就其最本质的意义上看，它是经济学在数据分析和综合方法的应用，经济统计学不能凭空设计指标，而必须依据经济学概括的基本原理以及对经济运行过程的分析。经济统计学是一门专门的方法论学科，它在经济理论与经济统计实证研究间构建了一座桥梁，这就是为什么诸多国际组织花费那么大的精力和时间去研究国民经济核算等经济统计方法论问题的原因所在。

在经济理论研究和经济实证研究中间，存在着经济统计方法论研究这样一个层级，其主要内容包括：（1）为经济问题的科学实证而评判现有统计方法，对其缺陷的质疑、发现和改进；（2）对某统计方法采用所需条件的分析，如对数据的要求、对方法所含假设前提的分析、或假设条件放宽后对数据分析结论的影响；（3）科学分析所得数据以期得出正确结论的研究；（4）信息社会中统计数据的选择使用、数据的再开发；（5）对统计方法应用场合和范围的研究；（6）不同统计方法应用于同一事物分析时的比较研究；（7）不同学科间数量方法交叉应用可能性的探讨。我们清楚地知道，需要研究的经济统计方法论问题肯定不止这七个方面，但有一点是明确的，介于经济理论和经济实证间的这个层级是不可或缺的，也是大有可为的。

还要看到，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有着其特殊性，现在的各种经济理论都不足以直接提供现成的答案，这就在客观上对我国当代经济统计学赋予了与一般国家和时代不同的历史使命，这是一个更为艰巨的任务。

五、世界范围内经济统计学的发展

(一)以国民经济核算为主体的经济统计学发展历史脉络

政治算术学派起源于1665年的英国，按照安格斯·麦迪森在《世界经济千年统计》中的说法，W·配第完成了世界上第一个国民账户，他开拓了经济研究数量分析的崭新领域，因而被誉为统计学的创始人。与W·配第差不多同期，德国的国势学派充分注意到了研究国家状况的必要性，并给学科以统计学的命名。其后，从事经济统计学开创性研究的还有英国的G·金，他进一步发展了W·配第的经济统计学；A·杨格开创了增加值的概念；法国的F·魁奈概念设计了著名的《经济表》，后来被视为投入产出分析的开端；还有A·L·拉瓦锡为避免产出的重复计算，区分了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

19世纪后半叶，德国经济学家、统计学家克尼斯、恩格尔和梅尔等人融合了国势学派和政治算术学派，他们认定统计是研究社会现象变动原因和规律性的实质性学科，是一门社会科学，形成了社会统计学派。苏联承继了社会统计学派的学术传统，廖佐夫、斯特鲁米林、彼得罗夫等经济统计学家建立起了社会经济统计学，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又逐步演化为东方核算体系MPS。

进入20世纪，特别是在30年代以后，欧美经济学家对经济统计学的研究进入了一个高峰期，瑞典的E·林德尔、挪威的R·富利斯奇、荷兰的E·V·克利夫对国民经济核算的体系化提出了构想；俄国的W·列昂惕夫创立了投入产出分析；英国的C·克拉克和美国的S·库兹涅茨分别对国民收入统计从事了规范性工作；英国的J·E·米德和R·斯通开创了现代国民经济账户。进入50年代后，J·E·米德出版了《国际收支》；美国的M·A·考普兰出版了《美国货币流量的研究》，美国的R·戈德史密斯公布了他的资产负债表研究，至此，国际收支、资金流量和资产负债都建立起核算的框架，现代国民经济核算的主体内容宣告完成。

1953年，现代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正式形成，其后，经过1968年、1993年和2008年三次重大修订，SNA日臻完善。

(二)现代国民经济统计学及其发展

进入新世纪以来，除了专题研究成果外，对现代国民经济统计学进行系统阐述的著作也不少。比如：Dudley Jackson(2000)围绕GDP核算的相关问题，以英国和澳大利亚的数据为例，介绍了国民经济核算的定义、分类和账户序列；Utz-Peter Reich(2001)研究了经济价值以及价值在微观理论中是如何定义以及在国民经济核算实践中是如何测度的；Dale W. Jorgenson等人的著作(2006)通过对美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研究，识别出现有核算体系的差距和不一致之处，将核心体系扩展到非市场核算部分。

OECD于2006年出版了《理解国民账户》，该书阐述了经济总量、物量与价格、国际比较、生产边界、最终使用、住户核算、商业核算、金融与资产核算、政府核算、投入产出与综合账户等内容。书中还专设章节讲述如何收集国民经济核算数据以及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发展历史。另有三章分别考察了美国、中国和印度的国民经济核算状况。

2008年，OECD又出版了由Enrico Giovannini撰写的《理解经济统计》，该书第一章论述了社会经济发展对经济统计的需求；第二章介绍了经济统计的基本概念、定义和分类；第三章论述了经济统计的主要生产者；第四章概述了OECD经济统计，其中包括各部门经济统计和分支经济统计，如农业渔业统计、工业和服务业统计、能源统计、劳动统计、货币与金融统计等内容；第五章则专门阐述经济统计质量评估问题。

美国高盛集团的经济研究机构2008年出版了《理解美国经济统计》一书，其内容包括国民产出与收入、部门生产订单与存货、消费者支出与条件、住房与建造、对外贸易与国际资本流动、就业、价格、工资与生产率、货币与金融数据、联邦储备银行政策、联邦政府财政等部分。这是由企业做出的经济统计方法论研究。

国际统计学会常设办公室主任佐尔坦肯尼西在展望国际统计未来时，对经济统计学科做了较为深入的论述，他认为，“官方统计同样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学术领域，它的复杂程度和面临的严峻挑战，并不亚于理论统计”。

(三)发达国家中经济社会发展对经济统计的需求

六十年来，经济社会本身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国际化乃至全球化的进程中，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逐步建立、经济实力远远大于许多中小国家的跨国公司的出现、新技术带来的新经济、由以实物生产为主的工业社会向以服务业为主的信息社会转变等变化，极大地刺激了对信息的需求，特别是对经济统计信息的需求。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经济信息成为经济发动机的新“燃料”，越来越多的人用越来越多的时间来面对越来越多的信息，信息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包括五大需求主体的经济信息用户群。

排在第一位的用户是政策制定者—— 一般政府，这既包括国家各级政权组织，也包括超国家组织。当政府由经济的“守夜人”转为奉行“干涉主义”后，其对经济统计的需求就极大地强化了。

企业对经济统计信息的需求基于各种经营上的原因，包括中长期生产和市场战略的制定、公司的重组和公司集团的建立、业务外包和合同分包、不同规模和所有制的企业之间的互动等等。到了信息化时代，不少大公司成为“官方统计”新的信息生产者，既满足了其即时性和针对性的要求，也体现了其所承担的社会责任。

研究机构和学者个人始终是经济统计信息的忠实用户，也是经济统计信息的生产者或再加工者。经济理论的新发展需要验证、经济计量模型和时间序列分析等现代方法需要在实践中创新和改进、社会要求他们提供更及时更详尽的经济分析、经济预测和经济咨询建议，这都需要拥有大量的经济统计信息，都会对经济统计信息产生大量的需求。

经济和金融交易的繁荣，居民户对经济统计信息产生了更大的兴趣，对经济信息的需求已经遍及社会的不同角落，居民大量成为经济统计信息的微观用户。

由于民众对经济统计信息的需求，大量的媒体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经济信息上，媒体成为日常经济信息交流的组成部分。而非营利机构，如工会和产业组织对经济信息的重视也扩大了经济统计信息的用户基础。

由五大用户形成的社会需求刺激了对经济统计的供给，而供给的增多势必产生对经济统计方法论研究的需求，这就是发达国家中经济统计学研究得以持续的社会基础。

六、世界范围经济统计学视野下的中国经济统计学

(一)国外经济统计学学科发展的特点

从国外经济统计发展的历史中可以看出以下主要特点：

1．经济统计学的学科“内生化”程度还不够高。这主要表现在：（1）经济统计学的学术成果及其方法论的研究主要以论文、论文集或专题性专著的形式存在；（2）综合性的成果多以手册、工作文本或者普及性质的教材等方式出版，系统的学理性的教科书还较少；（3）学者的学科意识比较淡，对学科的合成研究比较少；（4）近年来对社会统计、可持续发展统计和环境统计的研究比较多，但还是各领域在分别研究。总体来说，就学科发展阶段而言，国民经济统计学还没有完成体系化，这与数理统计在19世纪末尚未体系化前的阶段大致类似。

2．国外经济统计学研究的“外生性”。国外学者不注重学科归属和研究成果的名份，对这些学者而言，不管他们在所研究的经济统计方法论上做出了多大的贡献，只要能有助于现实经济问题研究的进展就可以了。比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森（Sen）为了解决贫困的测度问题，在贫困统计上进行了重大的创新，但他并没有进而将之纳入国民经济统计学的方法论体系，而是在专门问题上深入下去。

3．经济统计学的研究主体范围比较宽。从国民经济统计学产生之日起，在发达国家，其研究主体就分布在不同的机构，主要有：(1)高等院校经济系科的教授。在发达国家的高等院校中，经济统计学学者有着不同的分工：商学院的统计学教授主要从事数理统计在经济管理中的应用研究；而经济系科中通常会有教授研究以国民经济核算为主体的国民经济统计学；(2)政府机构，特别是超国家机构的统计部门中的经济统计学者，如OECD、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局，欧盟统计局（EUST）、美国的国民经济研究局（NBER）、经济分析局（BEA）等都机构中都有很多经济统计学者；(3)跨国公司中的研究机构，如高盛的经济研究团队。

4．较为健全的国际交流机制。从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间国民经济统计学的研究就已经开始形成一个较为健全的学术交流机制，这种交流是以欧美国家的学者为引领者，后来形成发展中国家的学者逐步参与的格局。在国际统计学会中有三个分领域学会是从事经济统计学学术交流的，收入与财富研究会则是专门的经济统计学术研究机构。

(二)中国经济统计学学科发展的特点

1．总体上处于引进和消化吸收阶段。从全世界来看，国民经济统计的方法研究是由欧美国家的学者研究并建立制度、制定规则，进而由全世界来引进、消化和吸收，这是一个大格局，中国也没有例外。近些年来，发展中国家的学者逐步参与到SNA等修订中来，但中国学者的参与还很不充分。

2．偏重于学科“内生性”研究。本来原创性的方法论研究应该是中国学者研究的重心，但由东方治学的特点，为言顺而先求名正，特别是我们在引进的过程中要对国人有一个交待，于是学科体系的研究反而更为学者们所重视，应当看到，如果真能够在学科成果的合成上做出成绩，这将是中国学者可用武之地。

3．研究的主体是高校统计科系的学者，分布还不够广。统计部门有一批学术研究水平比较高的学者型干部，但专门从事国民经济统计方法论研究的统计专家较少；大企业中研究人员较少，基本谈不上对经济统计方法论的研究；在高校和科研机构中，相比起经济社会现象中诸多热点问题，经济统计方法论研究是个冷门，经济系科的学者愿意从事此项研究的不多，当经济学者在数量方法论上的素养不够深厚时，发展经济统计学方法论的责任就历史性地落在了经济管理类院校统计系的专业学者身上。

(三)中外经济统计学研究比较中得出的几点认识

1．官方统计并不意味着不科学。从SNA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出官方统计的科学性。开始是政府有关部门专门聘请学者来从事国民经济核算的方法论研究，后来发展为国际组织和政府部门成立专门的机构，由学者来从事该项研究。到了知识经济社会，并非大学才从事科学研究，学术研究已经打破了独家经营的格局，特别是在经济统计方法论的发展中，超国家组织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2．统计与国际接轨并不只是与数理统计接轨。世界各国的现实状况是，统计有不同的学科，既有数理统计，也有经济统计，还有医学统计等学科，既然现实存在这种“巴尔干化”的局面或者趋势，就不能强求大一统，真正要与国际接轨，就应该是各类不同的统计学与其相应的学科接轨。

3．学科的立废与应用范围的大小不能划等号。相对而言，以国民经济核算为主体的经济统计学研究永远是小众的，但小众并不等于虚无，多数也不等于一切，不能以应用范围的宽窄来论学科的立废。

4．大统计不等于统计学变成一门学科。在大统计的局面下，统计学科两门并存、多门并存，这对学科发展的互相促进是有好处的，但这不意味着这些统计学都得合并成为一个大一统的学科。显然，数理统计与国民经济核算在学理上无法整合在一起；而要医学统计脱离医学学科，恐怕也得不到多数医学统计学者的赞同。

5．决不应该以大统计为名而搞实质上的小统计。在学科问题上不应该能采取机会主义的态度。改革开放前数理统计学的发展在中国受到了限制，现在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再对社会经济学科意义下的经济统计学搞这种限制。取消经济统计学，或者将其从经济学学科体系中剥离出去，硬性地划在理学门类，对经济统计学和理论经济学双方的影响都将是无法挽回的。

参考文献

[1]Dudley Jackson, The New National Account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 1993 and the European System of Accounts 1995[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00.

[2]Utz-Peter Reich, National Accounts and Economic Value: A Study in Concepts[M].Palgrave Macmillan, 2001.

[3]Dale W. Jorgenson, J. Steven Landefeld, William D. Nordhaus, A New Architecture for the U.S. National Account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Studies in Income and Wealth)[M].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6.

[4]Francois Lequiller and Derek Blades, Understanding National Accounts[M].OECD,2006.

[5]Enrico Giovannini, Understanding Economic Statistics: an OECD Perspective[M]. OECD,2008.

[6]Goldman Sachs, Understanding US Economic Statistics[M]. Sixth Edition, February, 2008.

[7]安格斯·麦迪逊. 世界经济千年统计[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8]邱东. 谁是政府统计的最后东家？[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

[9]邱东，杨仲山等. 当代国民经济统计学主流[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

[10]邱东，蒋萍等. 国民经济统计前沿问题[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